三、中国政策生育率到底是多少？
[于学军]现在我们的政策有人说是一胎化，实际不是一胎化，我们的生育政策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还有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都是有所区别的。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实行一孩的人口大概占35.9%，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占52.9%，11%以上的人口可以生两个孩子或者两个孩子以上。如此，怎么能说是一孩政策呢？
[易富贤] 于司长的数据与曾毅教授的数据基本一致,曾毅教授认为目前全国执行“一孩政策”的人口占35.4%，执行“一孩半”政策的人口占53.6%，“二孩政策”的人口占9.7%，“三孩政策”的人口占1.3%[12]。根据于司长的数据，1000个妇女有359个只答应生一孩（共有359个孩子）；529个妇女生一孩半（头胎是男孩可以生二胎），以性别比为正常105计算，第一胎生271个男孩和258个女孩，生女孩的258个妇女每人可以再生一个，就是说这529个妇女共生787个孩子；97个妇女生二孩，共194个孩子；13个妇女生三孩，共39个孩子。1000个生育妇女（其中630个妇女只答应生育1孩子）合计可以生1379个孩子，平均每个妇女可生育1.379个孩子（政策生育率）。现在至少有15%的不生育，那么实际上每1000个妇女只生育1172个，平均每个妇女生育1.17个孩子，不是一孩政策又是什么？依照于司长的逻辑，中国因为有少部分可以生育二胎就不能叫做独生子女政策，那么谁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没看到中国有大量官员和商人挥金如土吗？
[于学军]总的来说，我们的政策生育率是在1.5左右。假如所有的家庭都计划生育，那么我们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是1.5，而不是1。我来之前看有些网友提到这里有没有考虑不育、不婚的情况，我在这里告诉大家，实际我们的政策生育水平在计算的时候已经考虑了这些因素，原来是不到1.5，但最近几年因为地方条例的调整，是政策生育水平有所提高，所以现在大致应该是在1.5左右。所以，我们不是在推行一胎政策。
[易富贤]上面于学军的数据表明目前政策生育率只有1.379，怎么又说政策生育率有1.5？人口学博士、计生委司长难道算不出来？难道以为大众如此好糊弄？依照于学军的说法，以前的政策生育率还要低，那么过去的政策生育率连1.379都没有，不是在推行一胎政策又是什么？
四、谁是违法者？
[主持人]网友“man1978”：我国的法律禁止生育第二胎了吗？
[于学军]没有。
[于学军]当然人们有权生，有权少生甚至不生。
[易富贤]计生委法规司长于学军亲口说中国法律没有禁止生育二胎。既然生二胎不违法，那么各地对超生罚款、处罚都是非法的。作为计生委法规司司长，于学军的职责是预防、制止、惩罚地方政府的违法行为。怎么计生委反而要协助地方政府违法？自从于学军担任国家计生委法规司司长以来，这几年各地计生恶性事件频繁，比198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如，作为法规司长，于学军难辞其咎！杨支柱在其发表在《新快报》的文章《“计生委”难道想挑战宪法？》从法律角度置疑了于司长的讲话[13]。
五、处罚富人、名人超生，看中的是他们的孩子还是财富？
[主持人]网友“流水男1号”：目前相当一部分富人、名人超生，谁来管？怎么管？有案例没有？
[于学军]我首先回答有没有案例。最近大家可能在网上看到了，湖南省对于超生的党员干部、高收入者、社会公众人物进行了公示，公开曝光，这就是案例。首先，谁来管，我认为全社会都应该管，怎么管，现在我们正在和有关部门协商办法，其中有几条我可以告诉大家、党员干部社会公众人物假如超生，不可以做人大代表等。你作为社会公众人物，你有了违法的记录，不遵纪守法的人怎么可以做人民的代表？再有，我们和有关部门协商，将他们的行为纳入不良行为的记录中，因为你究竟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是一种违法的行为，违法的行为也要列入不良的行为记录。还有其他一些做法，我们正在和有关部门协调，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付诸实施。
[易富贤] 总体来说，一个群体越富裕，生育率越低，这是人口学的规律。要是停止计划生育，中国的富人阶层估计也就能达到香港、新加坡、台湾的生育率水平，这三个华人地区目前生育率分别为0.94、1.24、1.1。那么为什么中国富人还是有超生的呢？那是因为中国的政策生育率太低，即使香港、新加坡这样超低生育率的地区，平均生育意愿仍然接近2.0，作为整体，因为不孕、单身、错过生育时节等原因而使得生育率只有1.0左右，但这1.0的生育率仍然有很大部分是由于部分人生育两三个贡献的。要是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地区也只有1.38的政策生育率（中国城市只有稍高于1.0），照样有超生的。
既然名人、富人生育意愿比普通人更低，为什么计生委还要抓着这一特定群体超生不放？原因是随着教育、医疗产业化，房地产的一派繁荣，养育成本不断提高，老百姓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生育意愿不断降低，愿意超生的农民越来越少。少数愿意超生的农民也被计生委榨干了，地方政府抓计划生育已经没有什么油水了。物质刺激的减弱导致基层干部抓计划生育的积极性降低，出现了于司长所担心的“对工作的重视程度下降了，导致一些地方计划生育工作滑坡”的现象。自从于学军担任计生委法规司司长以来，国家计生委大力宣传富人、名人超生，呼吁加强了富人、名人超生的罚款。计生委的呼吁给地方政府（尤其像湖南、广西、河南、云南等经济欠发达省份）打了强心针，大大提高了他们抓计划生育的积极性。计生委一声号角，地方政府冲锋陷阵。湖南省提出了“抓计划生育就是抓生产力”的新观点，要求公开曝光超生名人富人，把人口计生经费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投入。
为什么说抓计划生育就是抓生产力？因为官员们心中的生产力就是GDP，就是经济效益。抓富人、名人超生罚款能够“多快好省”地为地方政府带来经济效益，可以成为一大财政支柱，将计划生育作为基础性投入必将产生诱人的经济效益，是低投入高产出。在国家计生委和湖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湖南开出了130万的“第一罚单”[14]。可能是由于湖南富人名人数量不多，“富人超生经济”没有达到预期的数量，湖南拟成倍提高富人超生处罚标准，规定名人富人超生按上年度收入6倍罚款[15]。有暴利就会有暴力，这么大的利润，强盗都要改行当计生干部了。
名人、富人虽然有条件通过特权的形式来实现自己的生育意愿，但是作为整体，富人阶层生育意愿不高，超生的案例很少。富人、名人比例本身就少，愿意超生的更少。2004年末上海户籍人口总数为1352.39万，三年总超生才1171例（每年平均390例），富人超生才有84例（每年平均28例）；人口550万的大连市，三年才有12例（每年平均4例）富人、名人超生[16]。可能是由于湖南比较贫穷，“富人、名人”的标准不同，湖南富人、名人超生多一些，“三湘第一议案”发起者、湖南省人大常委、中国农工党湖南省委专职副主委戴君惕说，“湖南每年超生5万多人，其中富人、名人、官员就占近2000例”[17]。作为一个人口上六千万的省份，每年多生2000个孩子难道算大事？假如说是名人、富人超生影响不好的话，那么在媒体夸张宣传这种超生才是真正影响不好。几年前大众很少关注名人、富人超生，因为超生大多是低调，大众也不可能专门花费心思从数千万人群中间找出几百个、上千个超生的富人、名人。最先对富人、名人超生进行炒作的是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杨魁孚，他更是以政协提案的形式提出“对富人、名人超生现象要给予足够重视”。这几年经过计生委的宣传，现在大众以为凡是富人、名人都超生，加上以前宣传的农民超生，普通百姓现在的感觉是：穷人超生，富人也超生，只有我自己不超生，因此必须坚持计划生育。这种宣传的社会效果最有利于谁？
就像本来粮食充足，仓库都放不下，每人天天两斤大米都没有问题（大众天天只需要1.5斤大米就足够），但是仓库治理员却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IMB System)
br />
生育率只有1.25，作为省领导，第一要务就是呼吁立即停止计划生育，而不是加强超生罚款。戴君惕作为农工党湖南省委专职副主委倒是非常忠于中国农工党中心主席蒋正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组长），但是却是在陷害湖南省委、省政府！
如此少的超生案例，对中国人口增长根本没有影响，但是计生委为什么一再在媒体高调宣传富人、名人超生？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种中国特色的现象：分配极端不公平。中国0.5%的家庭拥有60%以上财富[19]。0.5%的家庭可以轻易拥有60%的财富，但是即便他们是生育超人，也不可能生出2%的人口来，对全国人口增长几乎没有影响。但是由于他们把握60%的财富，对他们罚款将使得计生委获取巨额财富。而对普通人超生罚款，一方面难以罚到款，另一方面还能激起他们的反抗。可见计生委看中的并不是富人们超生的孩子，而是他们的财富。利用“超生”这个鱼饵，钓取他们的财富。
湖南省计生委这一招，利用中国转型社会时期普通人的仇富心理，获取巨额利润。既获得社会效应（让大众感觉超生很严重，计划生育停不得），又获得经济效益。既得好，还卖乖。从这个角度看，湖南（大户小户通吃）比广西（只吃小户）高明的多。
超生家庭既抚养了孩子，又抚养了计生委。不超生的家庭的财富干什么去了？据新京报一篇题为《高校教授10万元葬爱犬，葬礼主题“人狗情未了”》的报道称，2007年7月22日上午10时左右，在成都市北郊某殡仪服务园区的财务室内，某高校林教授为狗做葬礼，两天“丧事”花去10万多元。养人不行，养狗却可以，这也算是中国特色。
富人、名人有能力超生，也有能力移民海外。计生委加大对他们的罚款，逼得他们移民海外，同时转移大量的财富。
理论政策生育率只有1.38，加上不生育人群，现实政策生育率只有1.17，期望的生育率却在1.8，没有超生，能够达到1.8的生育率？既然要靠超生来达到所谓的最佳生育率，那么对超生重罚又是什么道理？
六、如何稳定低生育率？--“超生”超得过“少生”吗？
[主持人]网友“黑白001”说：2006年7月16号青岛晚报报道：日前，市计生委发布从2000年现在，青岛市已有18933对夫妇放弃二胎生育指标，这些放弃二胎生育指标的绝大部分是一胎为女孩的农村夫妇，而且最近几年放弃二胎指标的家庭一年比一年多，您怎么看？
[于学军]因为我们国家发展不平衡，生育政策也不尽一致，有些地方规定只能生一个孩子，有些地方规定能生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孩子。现在随着人民生育观念的转变，有些地方就出现了放弃再生育的现象，只生一个孩子。我认为分两种情况看，假如这个家庭是自愿的，我认为我们没有权力干预。但是我们不提倡可以生两个孩子的家庭，政府通过手段去引导他只生一个孩子。
[于学军]现在确实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育观念的转变，很多人都不想多生孩子。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有很多人想多生孩子，甚至有些人原来不想生孩子，现在反倒想多生孩子。非凡是近些年来，我们国家违法生育的人群呈现多元化的一个趋势，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的时候超生的人群主要局限在农村，农村人口的超生比较集中。近些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现在除了农村人口继续是我们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之外又出现了新的情况，比如城市的违法生育这几年明显有增多的迹象。另外，这些年以来，一些高收入者还有社会的公众人物超生，经过媒体炒作也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国家虽然进入了低生育水平，但是这个生育水平是不稳定的，“十一五”期间我们还需要继续稳定，但它不意味着收紧。
[于学军]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希望公民按计划生育，但是不是鼓励可以生两个孩子的家庭只生一个，更不是鼓励不生，当然人们有权生，有权少生甚至不生。我认为，只要依法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就是好公民。
[易富贤]而青岛从2000年到2006年这五年多放弃二胎生育指标的就达18933对夫妇。西部贫困地区甘肃省三年多才有6对独生子女夫妇生育二胎！那么全国情况可想而知。“超生”超得过“少生”吗？
于司长表面上说“我们不提倡可以生两个孩子的家庭，政府通过手段去引导他只生一个孩子”，但是实际上却让少生在“经济上能够得到实惠，在社会上也有地位”，对自愿放弃生二胎的家庭进行物质和精神奖励。当你们一再宣传生孩子可耻时，许多人选择不生孩子时，不正是你们所期望的吗？云南、甘肃、贵州、河北、宁夏、新疆等省和一些地区，相继在去年和今年出台规定：中考和高考的农村独生子女户、二女户考生给予10－20分的照顾加分。上海在2006年还制定条例加大对丁克家庭的奖励[20]。这些不是引导只生一个孩子、不生孩子？
政策生育率只有1.38，期望生育率却是1.8。生育意愿越来越低，超生惩罚越来越重，超生的越来越少，少生的越来越多，计生委“没有权利干预”少生，但是却有权力鼓励少生，实际生育率连政策生育率都达不到，怎么达到1.8？
超生愿望越来越弱，少生意愿越来越强；超生受到严格限制，少生却得到鼓励；没有权利多生，却有权力少生，生育率怎么可能“稳定”？
1.3左右的生育率还要稳定？稳定低生育率，不是中兴，是中垮，不是和平崛起，是和平衰落。
七、养老—如何做无米之炊？
[于学军]应该说人口老龄化和计划生育有着某种关系，但是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产生又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多方面复杂的背景和原因，不能完全用人口政策的调整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多生孩子就真的能解决养老问题吗？对一个家庭来说，孩子有能力养老才是最要害的，假如一个家庭有好几个孩子，但假如没有能力自己都养不活，怎么养老？所以不管是一个孩子也好，两个孩子也好，要害是培养成人，使他们能够自立，同时又能够养老。另外，对一个国家来说可能制度的设计是更重要的。比如同样数量的老年人，不同的方法，养老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我们国家制度的设计要尽早。再比如，假如真的放开生育政策，会不会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我认为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但是可能又会带来另外的负面影响，另外的负面影响又可能带来另外的负面影响。所以，我们在权衡了各种各样的积极的效果和消极的效果以后，我们现在才作出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决定，就是继续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
[易富贤]：于学军作为国家部委的领导，对养老还停留在这种水平？现在穷人穷难道是他们贡献小吗？不过是分配制度不合理罢了！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教授的研究表明，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由于社会是开放系统，很多“成功人士”（比如很多计生委官员和人口学家）其实不过是“成功地”获取财富，并不是“成功地”创造财富。将把握30%社会财富的高收入者（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极少数）减少一半，对社会没有负面影响（因为他们所创造的社会财富非常少）；而将把握30%社会财富的低收入者（人口占全国人口大多数）减少一半，社会马上崩溃（因为他们创造绝大多数的社会财富）。
我在《老有所养，谁来养？》一文已经分析认为不停止计划生育，中国不可能建立基本的养老制度[21]。
因为个体处于社会这个开放系统，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利用社会分配制度，从外界“吸纳能量”，“养儿”不一定“防老”，“防老”不一定靠“养儿”（古代分配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是一个封闭单位，“防老”必须靠“养儿”；并且当时的法律、道德、家族制度能够保证“养儿防老”），“养儿”既不是“防老”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而是个概率问题（大多数子女能够扶养父母，但少数子女不能扶养父母）。
但社会作为整体是封闭系统，“能量守恒”。社会养老是一个“击鼓传花”游戏，当后继乏人无人击鼓时，手捧鲜花（养老金保险单）的几亿中国老人将面临无人养老的绝境。健全的人口结构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没有健全的人口结构，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比如西方国家人口结构开始出现问题，社保制度也面临危机）；但是光有健全的人口结构，缺乏其他条件，也不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比如发达国家几十年前由于有合理的人口结构建立起社保制度；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老年人比例仍然不算高，但是至今却没有建立起社保制度（因为中国忽略了其他条件）。面粉是好面包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光有面粉不能保证做好面包；在面粉充足的前提下，通过提高做面包的技术可以提高面包的质量，但是假如面粉不够，是无论如何做不出够大家吃的面包的。中国人口学家知道中国的社保面临危机，但是他们还只指望通过调整做面包的方法，却不知道面粉没有了，他们能做无米之炊？于司长假如有这方面的特技，西方国家会将你奉若神明（他们正在为养老金短缺而犯愁）。
中国目前是9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只有城市的4000万老人享受社会养老金，养老金缺口就已经是天文数字；今后是2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三四亿老年人口都得指望退休金，难道社会养老反而没有问题？发达国家现在的人口结构远远比中国今后要好，但是社保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现在还没有建立起社保制度，将面临人类历史上最为畸形的人口结构，难道在制度上还能超过发达国家？
照顾老人是需要非常多年轻劳动力的，不是钱和劳动生产率的问题。老人不是大棚里的蔬菜和车间里的零件，是没有办法“自动化”照顾的。养老社会化可以减少一些人力，但是减少的幅度有限。美国这么发达，还是家庭养老为主。真正进入机构养老院的只有20%，其余都是家庭养老。
八、关爱女孩，是让更多的光棍来关爱越来越少的女孩？
[于学军]我们除了要稳定低生育水平以外，现在还要提高人口素质，怎么去改善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问题，还要做好流动人口的服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等，现在还有其他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我们要统筹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于学军]我们可以想象，假如没有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没有贯彻落实的基础的。随着形势的变化，社会经济的发展会逐渐代替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在中国的城市里，调节人们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已经从过去的计划生育变成了发展。
[易富贤]于司长多次提到“人口发展”，但是不停止计划生育能够做到人口发展？既然社会经济的发展会代替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还坚持计划生育不动摇？
[于学军]确实我们国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这是一个事实。说到计划生育和出生性别比之间的关系，这方面大家也是讨论得比较多。应该说，计划生育和出生人口性别比有一定的关系，它不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根本性的原因。事实上，出生人口性别比比较高，它是一个经济问题、文化问题，也就是说，它实际是�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IMB System)
23]，现在于学军虽然勉强承认 “计划生育和出生人口性别比有一定的关系”，但仍然认为 “计划生育不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根本性的原因”。这几年迫于多方面的压力，计生委采取了一些措施狠抓治理性别比失调现象，也为此发了一笔横财。但是，由于计生委的鸵鸟心态，在治理性别比上“诊错了病根下错了药”[24] ，中国出生性别比不但不降低，反而急剧上升，国家计生委《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承认1996年至2005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高达127（从一些网友的调查结果以及计生委敢把不到1.3的生育率篡改为1.8的情况看，实际出生性别比也许比计生委承认的还要高）了，“荣”居全球榜首。意味着光是因为性别比同龄127个男人将有27人打光棍，加上其他原因（比如经济发展后，部分女性也选择单身），打光棍的男人比例将接近30%。娶不到老婆的社会能叫小康社会吗？有30%光棍的社会能是和谐社会吗？这说明计生委治理性别比的思路是错误的，后果是严重的。我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出生性别比的原因，认为出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确实是因为计划生育[25]。因此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出生性别比问题，必须立即停止计划生育。
赵白鸽说：关爱女孩，将女孩的地位提高就不缺女孩了。四千万光棍说：关爱女孩是让更多的光棍来关爱越来越少的女孩，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关爱女孩，但是到哪里去找让我们关爱的女孩？
于学军说：将人口素质提高，就不用担心养老。腐败官员说：哪里有什么出生性别比问题，分明是女孩过多，没看到下台的官员个个包有多个二奶？谁说娶不到老婆，买得起别墅和宝马车，还怕娶不到老婆？娶不到老婆只怪自己素质不高。不是说计划生育提高人口素质吗？素质提高了还怕找不到老婆？找不到老婆说明计划生育还不够，继续从严计划生育、进一步提高人口素质就是。假如素质提高了，结果连老婆都娶不上，那么素质提高又有什么意义？
翟振武说：谁说民工荒，将工资涨上去就不荒了。农民说：谁说肉荒，将猪肉价格涨到每斤100元就不荒了。
于学军说：谁说老年化严重，调整养老金制度就是。巧妇说：谁说饭不够，加一勺水就是。
九、实行计划生育的人吃了谁的亏？
[于学军]坦率地讲，计划生育确实使一部分家庭的利益受到了影响，非凡是农村的老百姓实行计划生育要克服更多的困难。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对国家和百姓来说是受益了。所以，我们经过30多年的计划生育，使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讲，中心决定也讲“要使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优先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就是因为他们在过去的时候为计划生育作出了奉献。现在社会经济发展了，我们不能让实行计划生育的人吃亏。事实上这几年我们也做了很多方面的工作，尽量使我们实行了计划生育的家庭不吃亏，让他们感到实行计划生育光荣，经济上能够得到实惠，在社会上也有地位，比如在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实行的奖扶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够使老百姓真正感觉到计划生育是一个造福于人民的事业。
[易富贤] 计生委不是说计划生育利国利民吗？实行计划生育的人自己都吃亏，国家就更加吃亏了。
不是说少生优生吗？独生子女已经提高了素质，怎么还需要为独生子女加分？
不是说少生快富吗？怎么还还需要让少生在“经济上能够得到实惠？邓小平说过要让先富的人带动和帮助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那么少生而快富起来的家庭就有必要帮助其他家庭。但计生委的做法却是鼓励两极分化，不利于社会和谐。
我在《大国空巢》一书全面反思计划生育，从多个角度都认为计划生育没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任何贡献，相反却是中国很多问题的根源。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建民教授说：“在一定的条件下，生育的成本和效用会‘外溢’，对他人和社会产生影响。当生育成本外溢时，就会形成对他人或社会福利的损害。当效用外溢时，就会增进他人或社会的福利。前者我们称之为生育的负外部性，后者则是生育的正外部性。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轻易出现生育的负外部性呢？一般来说，在一个公共资源被全体社会成员共享，而公共资源又处于短缺状态的社会中，最轻易产生生育的负外部性。或者更为通俗地说，在存在人口压力的情况下，最轻易产生生育的负外部性。多生育可以比其他人占用更多的公共资源，即所谓‘搭便车’，进而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压力长期存在，公共资源仍然短缺的社会主义国家，个人生育行为成本的外溢是最轻易发生的。而随着社会公平机制的改善和公共资源的进一步扩大，多育成本外溢的倾向也就越大。因此，计划生育在中国是一种长期的社会需要，因而要求以法律的形式做出长期的制度安排。”[26]
依照李建民的观点，中国计划生育应该长期进行，应该“少生奖”，加重对“超生”家庭罚款。
李建民的这些观点其实是非常荒谬的。依照李建民的观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甚至不少欧洲国家）人口压力更大，资源更加短缺，并且社会分配更加公平（光是工资就占GDP的60%，还享受社会福利），公共资源真实地被全体社会成员共享，那么生育更加是负外部性，就更加要长期实行计划生育。但是这些地区为什么不但不实行计划生育，反而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
李建民教授认为中国应该长期实行计划生育的理由是：
1、公共资源短缺。
2、并且公共资源被全体社会成员共享。
这两条理论都不成立：
1、我在《中国的人均资源真的不足? 》一文已经论述[27]，中国自然资源并不短缺，现在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资源的短缺是因为投入不足，只要中国在共同资源上的投入达到正常国家水平，公共资源就不会短缺。
2、中国公共资源并没有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其他国家分配率高达60%；而中国工资只占GDP的12%，加上农民收入不到GDP的10%，工资总额不到GDP的22%。就是说中国养孩子投入主要是自己，父母辛辛劳苦培养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的78%的贡献却要给社会（只拿回22%）。换句话说，中国培养孩子的成本家庭占90%以上，却只拿回22%的产出，在这种高付出、低回报的分配模式下，生育意愿必然低（这也是中国目前超低生育率的原因）。想想看，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财富，“计划”全国人民的后代，“省”的那点资源，省给谁了？其他国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那么中国就更加不应该实行计划生育。
被外界称为当今中国四大杰出经济学家之一的程恩富于2006年12月13日在华南师范大学演讲时，提出一个新观点：“丁克家庭对祖国发展有贡献，应该享受高保。”[28] 他的依据在于，“孩子一生下来，对于国家的教育、医疗、就业等一系列压力随之而来。生得越多，国家的投入就越多”。因此他认为，相对而言“丁克家庭”对社会的贡献大，到60岁后享受高保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程恩富却不知道一个国际上公认的经济学常识：一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大部分是发生在家里，非凡是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初阶段。即使在社会福利高度发达的西方发达国家（真正免费到高中的义务教育，高校学生家庭所分摊的高校教育成本比例通常在13%―15%），家庭的投入也是主要的，国家也是赚多孩子家庭的便宜，很多家庭因此不愿意生孩子。
中国现在连小学和初中都不是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家庭所分摊的教育成本占高中全部投入的70.1%，占大学的66%，“丁克家庭”吃喝玩乐舒适享受了，连孩子都懒得生，到老了还要盯上别人家孩子创造的财富，程恩富还认为“丁克家庭”对社会贡献大！
依照程恩富的观点，自杀的穷人应该被授予超级烈士称号? 因为他们一方面减少了贫困，另一方面又减少了人口，还减少了低素质的、更穷的后代。
那么计划生育的家庭是否吃亏？确实吃亏，但是吃的是计生委的亏，不是吃超生家庭的亏。计生委是将自己的罪责转嫁给其他家庭，将自己欠的债要别人来还。现在当务之急是停止计划生育，改善人口结构。比如现在四五十岁的独生子女家庭，停止计划生育之后鼓励你们的二十多岁的孩子生3个孩子，二十年之后你们孙子孙女长大，加上其他家庭（包括超生家庭）的孙子孙女，人口结构大为改善，能够勉强维持一个社保系统，你们还能够安度晚年。假如贪图计划生育奖励（上海丁克家庭奖励4600元）而坚持计划生育，那么今后你们只有1个孙子或孙女，他们的同龄人也少，根本不可能维持最低的社保系统。并且由于纳税人太少，国家到时候不一定拿得出4600元来奖励你们，就算拿得出，由于物质资本是递减的（人力资本是递增的），那个时候4600元又值什么？多出来的2个孙子或孙女说什么也比4600元钱合算。何况，到时候老年化严重，国家需要鼓励生育，那个时候的民意是要求给多生的家庭以奖励，还会给你们少生的家庭以优惠？因此不要被计生委许下的空头支票所迷惑（30年前国营企业是金饭碗，现在成了下岗的代名词），今后的领导人不可能、也无力兑现计生委现在许下的支票。韩国就是一个例子。
十、流动的不光是人口，也是实力
[于学军]计划生育当然不是减少人口的唯一方式，计划生育能做的只是减少出生，而对于那些已经出生的人口和人口压力比较大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很多方法，比如通过移民、劳务输出，这都是减少一个地方人口的办法。比如，我们国家的四川省，每年有800万劳动力在外省打工，这不就减轻了四川的人口压力吗？也减少了四川的人口。另外，在菲律宾、墨西哥每年都有大约10%左右的劳务人员在国外工作，这给我们国家很大的启发。前几天我到一个朋友家，我在他们家里居然见到了菲律宾保姆，所以我说菲律宾保姆已经走到了中国平常百姓的家庭里，这就是国际劳务输出。中国占世界人口的20%，但实际上我们占国际劳务输出的份额只有不到1%，所以说计划生育不是减少人口的唯一方式，计划生育只是减少出生，而减少人口压力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办法。怎么样评价“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从长远的角度看，发展确实是最好的避孕药，但是对那些人口压力比较大，社会经济又不发达的国家来说，要想跳出“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怪圈，必须要借助一个外在的力量。什么是外在的力量，我认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就是一个很好的外在的力量。
[易富贤]看来国家计生委都有国际眼光。张维庆主任有一首诗“岁岁相似人不同，山高路险心自宁。从容运筹国策事，政声人后留清名”，这首诗与唐朝崔护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心思想是“边界是暂时的，人口是长久的”，张主任要减少中国人口为全世界做出贡献，在世界人口史上留下清名。潘贵玉副主任认为中国人口要“高唱国际歌”。于司长认为中国计划生育已经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开始腾出空间容纳国际劳工了，菲律宾保姆已经走到了中国平常百姓的家庭里。
纵观人类发展史，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史，由于人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人口移动意味着综合实力的移动。茅于轼先生注重到人口流入的地方都是欣欣向荣，而人口流出的地方都是破落败坏。人口规模优势和密度优势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城市化就是尽量利用这些人口优势。城市规模扩大，会产生“聚集效应”。每个国家的都市圈都是该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美国纽约、五大湖和洛杉矶三大都市圈占了全国人口的33.21%；日本东京都市圈人口2000年占日本总人口比重达16.8%；汉城市人口占韩国全国人口的1/4，以汉城为中心的首都圈，人口竟高达全国的一半。仲大军认为，21世纪国际竞争的基本单位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国家，而是大城市圈。
孔子说：“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为了尽快增加人口，管子、商鞅等提出了“徕民”（招徕他国之民）政策；荀子提出 “以德”、“以力”、“以富”三种方法来“兼人”（即兼并他国人民）的政策。孔子认为首先应推行仁政，爱护百姓，以招徕其他诸侯国的人民。现在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在鼓励生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还在“徕民”（吸引移民）。加入“徕民”队伍的国家将越来越多。
一般来说，一个城市人口达到25万，才能显示出规模效应，低于这个数字，就存在城市资源浪费现象。而我国2000年2074个县级城市非农业户口上20万的只有311个。也就是说，这些城市中仅13.1％达到了应有的规模，还有86.9％的城市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发展空间很大[29]。我国都市圈建设还在布局中。随着内地人口大量迁往沿海和大城市，而苛刻的计划生育政策又限制了人口再生产，今后内地的地级市都难以出现规模效应，更不用说县城了，可以说是计划生育阻碍了今后的经济发展。生产力最活跃的要素是人，现在的人员流动方向其实意味着今后各地经济实力的布局，流动的不光是人口，也是实力。现在户口制已经取消，内地向沿海的人员流动几乎是有去无回。四川每年有800万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在外省，今后谁来建设四川？由于城市的雪球效应，今后内地与沿海的经济差别将会越来越大。随着有活力的青壮年人口的外流，内地将成为老弱病残的基地。湖南、四川等内地省份的领导应该千方百计吸引企业进来，留住人口，而不是放任人口大量外流。
于司长说“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这不是一个人口学博士应该说的话。人口是最活跃的生产要素，越生怎么越穷？纵观工业革命历程，应该是“越生越富，越富越不生”，凡是有着年轻人口结构（多生的结果）的国家（如印度）往往呈现上升势头，而人口结构老化（越富越不生的结果）的国家（如日本）国力呈现下降趋势。
十一、法律面前是否一律平等？
[主持人]这位网友还问道：媒体曾经说，都是中国人，为什么有人能生育二孩，有人只能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IMB System)
且辉�
再说目前人口政策根本就不止是二元，而是多元。比如在同样城市或者农村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从经济结构上是一元的，但是为什么在人口政策上却是多元？单独限制某一民族的生育在国际社会是什么罪行？
[于学军]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利、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给予独生子女家庭和独生子女本身更多的照顾，还有政策上的倾斜，我认为也是合情合理的。
[易富贤]原来于法规司司长的平等是这样的平等！大家都平等获得空气，然后只给少部分人以食物，这算平等吗？
十二、于学军一语道破天机
[于学军]中国的生育水平肯定不会是大家说的1.2，因为假如是1.2，中国就不用搞计划生育，就不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生育水平应该在1.7左右。2000年时，当我们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在1.8时，我们已经做出一个重大决定，就是稳定低生育水平，而不是降低生育水平。
[易富贤]于司长是一语道破天机！1.2的生育率“中国就不用搞计划生育了，就不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了”。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2，意味着当时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撤销计生委。面临生存危机的国家计生委便组织人口学家，将生育率从1.2修正成1.8（1.8的生育率是维持计生委存在的生死线），并集中300多位学者，为1.8的生育率背书。
于司长对1.8的生育率也不敢相信，于司长说“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生育水平应该在1.7左右”。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难道能用“我认为”、“应该”、“左右”这种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词语？生育率是多少，应该采纳客观的资料，而不能采纳修正的数据。
[主持人]网友“火热水寒”的问题：请问于司长，生育愿望一般低于真实生育率，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为1.73个，假如达到1.8的最佳生育率呢？
[于学军]生育愿望只能作为一种参考。这个问题问的我不太理解。因为生育意愿可能低于真实水平，也可能高于真实水平。比如，日本的生育愿望一直高于真实水平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每年都要做生育意愿调查，但在过去的几十年来，它的生育愿望从来都没有低于过2，但实际真实生育水平只有1.3。为什么呢？实际它像需求和有效需求的区别一样。比如，我想买一辆宝马，但我的能力只能买一辆夏利。另外一种情况是，生育愿望低于真实的生育率。但是不管哪种生育愿望，我认为都只能作为一种参考。
[易富贤]由于有不孕、单身等人群的存在以及养育能力的限制，生育率会远低于生育意愿，这是人口学的基本常识。于博士能够“不太理解”？于司长也知道日本生育意愿一直高于2但是生育率却只有1.3，有买宝马的意愿人可能只有买夏利的能力。工业革命以来，有哪个国家的生育率曾经高于生育意愿？目前全世界200多个国家，有哪个国家的生育率高于生育意愿的？以万人为起点的人群（人群太小的话由于存在强制生育，生育率可以高于生育意愿），有哪个人群的生育率高于生育意愿的？中国生育意愿只有1.73，在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压制下，实际生育率反而能够达到1.7、1.8？
十三、指鹿为马的“1.8的生育率”--生育率反弹，“弹”何轻易？
[主持人]网友“论坛常客”问：张维庆主任说过，在局部地区已经导致了人口生育水平的反弹，请问哪些地方出现了反弹？反弹的影响大不大？请问于司长，假如人口生育水平真的没有控制好，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有网友“论坛常客”说：最近有很多报道说，生育反弹了，真的反弹了吗？
[于学军]我们国家的生育水平到底有多高？换句话说到底有多低？一直在困扰着政府和学术界。很多人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推断，我们国家总和生育率在1.4左右。这样的一个结果实际是误导了很多官员和学者。因为这个结果是在没有考虑漏报的情况下给出的一个结果。另外，一些地方报喜不报忧，过高估计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形势，也使得社会上对人口形势出现盲目乐观的情绪。事实上经过随后一系列的研究，包括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大家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在2000年时我们的总和生育率在1.7、1.8，我认为这个结果是有理有据的，也是符合我们国家形势的。说到反弹的问题，我们国家这些年来总的生育水平总的来看是稳定的，但是在局部地区确实出现反弹。这个反弹表现在有些地区，也表现在有些人群里。我今年到了几个地方调研，确实对这个很有体会。过去，很多流动人口在外边，我们国家现在有1.5亿流动人口，加上就近打工的，光农民工就有2亿，对他们的生育情况不是很清楚。比如说在一些地方，这几年因为我们的惠民政策，激发了一些农民工返乡，出现了“返乡潮”，回去以后地方政府才发现他们在外面生了孩子，这样使过去没有发现，或者没有把握的生育信息补报来。补报上来以后才发现，生育水平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低，随之而来的是，我们生育水平的真实情况就浮出了水面。
[于学军]发展中国家在应对人口压力的时候有不同的模式，比如韩国，韩国应对人口压力的做法是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发展双管齐下。巴西这样的国家也实行计划生育，但是它减轻人口的压力主要是通过社会经济的发展。另外还有一种模式，比如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不发达的情况下，通过推行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有效减缓了人口压力。当然了，计划生育和社会经济发展都是生育水平下降的力量和因素，而且这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易富贤]2000年人口普查的客观资料明明是1.22的生育率，怎么到于司长嘴里又变成1.4了？
我在《三十问计生委：中国能有1.8的生育率吗？》已经从30个角度认为人口的1.2-1.3的生育率是可信的，驳斥了计生委的“1.8的生育率”的说法[30]。我在《大国空巢》一书补充了更多的证据。
于司长说流动人口存在漏报问题，其实流动人口更轻易重报。我在《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人?》一文分析了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发现2000年人口普查重报远远大于漏报[31]。中国流动人口主要是18到40岁的育龄人口，与1982年和1990年人口普查相比，2000年18到40岁人口（1960年到1982年出生人口）重报1500万左右。他们的孩子难道不重报？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是在计生委和人口学家高度“关注”下进行的，结果出来之后又被精心“修正”（比如依照公布的抽样比，无论如何得不出13.0756亿人口总数的），即便如此，结果显示0-4岁每年只有1300多万，生育率只有1.2-1.3。
理论政策生育率只有1.38，现实政策生育率只有1.17左右，出生人口需要超过1/3是超生的才能达到1.8的生育率。但是“超生严重”的湖南省每年超生也只有5万人，只占总出生人口的6.7%，总和生育率只有1.25左右，全国能有1.8的生育率？
于司长说1.7、1.8的生育率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基本的共识”。其实不过是战略组少数几个领导玩了一把“指鹿为马”的游戏。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朝二世的时候，宰相赵高把握了朝政大权。赵高想要谋反，恐怕群臣不服从他，就先设下计谋进行试验，带来一只鹿献给二世，说：“这是一匹马。”二世笑着说：“丞相错了，把鹿说成是马。”问左右大臣，左右大臣有的沉默，有的故意迎合赵高说是马，有的说是鹿，赵高趁机在暗中假借法律陷害那些说是鹿的人。以后，大臣们都畏惧赵高。最后终于导致秦朝灭亡。
早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成立之前，蒋正华、张维庆等人就认定了“1.8的生育率”，人口发展战略组的成立不过是为“1.8的生育率”表决、画押而已，是“先射箭再画靶”。生育率只能采纳客观资料，国家计生委集中300多位学者在“不争议”的气氛下表决形成“共识”，其实不过是心虚的表现。
一些开明派人口学家（包括于学军）在中国人口学贫瘠的土地上开辟了一小片绿洲，但是大多数人口学家加入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为“1.8的生育率”背书，延误人口政策调整时机，于学军还进入计生委，等于将过去开辟的绿洲一把火烧了，还加大的沙漠的面积。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结论阻止了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每年损失至少数百万人命。假如中心发现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结论是错误的，那么必将惩罚这个战略组，那么这300多位专家该当何罪？计生委和人口学界的高层想指望通过“法不责众”来逃避责任，但是如此大的人命关天的事件，300多人来承担责任，算不上“众”，不能说是“法不责众”，而只能说是“一网打尽”。战略组的领导这一招真够狠，想用整个人口学科陪葬。这几年我的努力一次次失败，换句话说，是我帮人口学界减轻罪责的努力一次次失败。300多位专家相当部分是无辜的，但是被人卖了，却还在帮着数钱。人口学家们实在不应该对我有意见。我都难以想象这些学者竟然还能安睡。专家们应该“勇敢地”站出来赎身，自求多福！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社科院和北京大学的一些人口学家已经公开站出来了。
于学军比较了韩国、巴西、印尼的计划生育，其实巴西根本就没有实行计划生育，韩国和印尼的计划生育只是提倡节制生育，不像中国这样强制实行。中国计生委总是将韩国的“民族家庭规划”与中国的强制计划生育相提并论以误导大众。于司长倾向韩国的双向计划生育，这样计生委可以两面获利：限制生育的时候靠计生委，今后鼓励生育的时候也靠计生委，国家虽然不能可持续发展，计生委倒是可持续发展。其实韩国的“计划生育”已经失败，现在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生育率只有1.08，韩国现在正后悔没有早点鼓励生育。巴西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早3、4年左右（以人类发展指数来看，巴西2003年为0.792，相当于中国2007年的水平；从以购买力计算的人均GDP来看，巴西2003年为7790美元，中国2006年为7700美元），但是巴西目前生育率只有1.88。巴西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保持完整的生育文化，生育率直线下滑，生育率只有1.88；中国生育文化被摧毁几尽，经过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形成了爬蚤心理，在严格的1.38的政策生育率下反而能有1.8的生育率？生育率还能反弹？
于司长作为人口学博士，应该知道工业革命以来生育率下降之后很难反弹。原因是工业化所引起的家庭结构改变和男女分工改变是难以逆转的，“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是难以逆转的。西方国家耗费巨资、绞尽脑汁以求缓解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都没有成效。中国有能力提前解除“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吗？有能力化解工业化所引起的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矛盾吗？现在中国老百姓面临医疗、教育、住房三座大山，生活压力非常大，生育率还能反弹？
现在是老百姓求政府，因为老百姓大多还有生育两个孩子的意愿（平均1.73个），而政府只答应生一个。今后是政府求老百姓，因为停止计划生育等到堆积高峰之后，由于有不生育人群的存在，中国生育率最多只能达到1.5左右，那个时候是政府急，作揖打躬求老百姓生孩子。计划生育是一抓就灵，而鼓励生育却是百求不应。
《老子》七十六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译文 ：人活着的时候身体是柔软的，死了以后身体就变得�
一流信息监控拦截系统(IMB System)
cn/zxft/ft31/wzzxgd.htm
2.政策解读：计划生育是我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新华社2007年7月15日.
http://www.gov.cn/jrzg/2007-07/15/content_685141.htm
3.易富贤. 子虚乌有的第四次生育高峰. 光明观察.2007-6-15.
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4731
4.我人口峰值将控制在15亿 男性比女性多3000万. 新华网. 2007年01月1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life/2007-01/12/content_5596669.htm
5.易富贤．《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献疑．光明观察 2007-2-9．
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3418
6.国家统计局发布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新华网(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2007年02月28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 ... tent_5782495_10.htm
7.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
http://www.sei.gov.cn/try/hgjj/yearbook/2006/html\D0407c.xls
8.国家计生委.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公报——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2007年第2号）.
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cy_detail.asp?id=8124
9.周晓虹.社会变迁及其对青少年成长与发展的挑战. 中青网. 2006-12-07.
http://www.youth.cn/qsnyj/200612/t20061207_495573.htm
10.人口政策：面临两难选择. 中国网 2004年12月6日.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qkjc/721414.htm
11.易富贤．从统计数字看调整人口政策的急迫性．光明观察 2006-8-19．
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138
12.曾毅.平稳向二孩加间隔政策过渡的建议.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 2004年第24期.
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3543
13.杨支柱. “计生委”难道想挑战宪法？新快报2007-07-12.
http://www.ycwb.com/xkb/2007-07/12/content_1546408.htm
14.陈张书,章锦.罚130万 湖南治名人富人超生“第一罚单”出炉. 新华网（来源：湖南经济报）.2007年05月10日.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7-05/10/content_6081968.htm
15.唐薇频. 湖南拟规定名人富人超生按上年度收入6倍罚款. 新华网（来源：长沙晚报）. 2007-07-24.
http://midchina.xinhuanet.com/2007-07/24/content_10659927.htm
16.杨霞. 超生是富人的特权？新华网2006年4月13日.
http://www.sd.xinhuanet.com/news/2006-04/13/content_6733565.htm
17.文峰.湖南人大常委委员:一定要提高名人富人超生成本. 中国经济网. 2007年07月28日.
http://gov.ce.cn/newmain/jrgz/200707/28/t20070728_12339250.shtml
18.2005年湖南省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中国人口信息网.
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gb_detail1.asp?id=6691
19.财富聚集度高 中国0.5%的家庭拥有60%以上财富. 中国证券报. 2005-12-14.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12/14/content_3919280.htm
20.李晓明. 婚后未育可获奖励4600元. 新闻晨报. 2006年12月.
http://www.jfdaily.com/gb/jfxww/ ... ject1ai1524337.html
21.易富贤. 老有所养,谁来养? 光明观察. 2007-2-9.
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3417
22.蒋正华.正确熟悉人口形势科学规划发展目标. 人口与计划生育.1994;第6期.
23.国家计生委就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展等答记者问. 中国网 2004年7月15日.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PI-c/624914.htm
24.易富贤.中国治理性别比失衡是“诊错了病根下错了药”.
http://blog.xinhuanet.com/u/blog ... 357&page=detail
25.易富贤. 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确实是因为计划生育. 光明观察. 2007-7-10.
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5077
26.李建民.生育的外部性与生育权利的部分让渡——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在中国人口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人口网. 2007-01-17.
http://www.chinapop.gov.cn/fzzlbg/zjtrd/t20070117_163040786.html
27.易富贤. 中国的人均资源真的不足? 光明观察. 2006-8-28.
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344
28.程恩富：丁克家庭对祖国发展有贡献应享高保．新华网. 2006-11-15．
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06-11/15/content_8525141.htm
29.王东京. 看准城市规模效应. 中国城市化网站. 2004-03-07.
http://www.curb.com.cn/pageshow.asp?id_forum=001267
30.易富贤．中国能有1.8的生育率吗？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article/2006/05/982.html
31.易富贤．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人?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漏报严重吗？光明观察 2006-10-29．
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1592
好长